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龚旭东:莲香悠远的湖湘本土文化第一哲人

2017-06-21 12:05:17 来源:专题 作者: 编辑:周文君
  中国儒学于先秦方兴之际,实与诸子百家并肩同起,并非唯我独尊,唯此独大的官方显学,由《论语》等典籍中可见,孔夫子是个血肉丰满、人性充盈、可敬可爱或许还有点可笑的老头儿,洋溢着练达的人情味、机敏灵动的勃勃生机,充满富有人生智慧、精神追求与理想持守的人文色彩。但到了汉代,独尊儒术开始了民族文化中的造神运动,儒学开始成为统治者的御用工具,原始儒学中诗意的感性光辉开始被别有用心地抽取、过滤掉,变得越来越正襟危坐和实用化,同时也越来越萎靡不振。此后接连不断的战乱,道、佛二教的兴起等,构成了对儒学的极大挑战,儒释道三家明争暗斗不已,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在社会上层建筑领域独占统治地位。如何应对挑战,重新确立儒学在思想文化和社会政治中的主流地位,成为从汉末至北宋的漫长时期里儒者们的重要课题。有唐一代,儒学开始重新聚集力量力求有所突破,韩愈排斥佛老,李翱亲近禅宗,柳宗元统合、调和儒释道等等,都是这种努力的体现。但由于李唐统治者喜好、提倡佛老,更由于没有能够在更恢宏宽广的视野中广纳思想资源,构筑起儒学复兴的坚实基础,唐代儒学复兴的萌动远远没有佛教禅宗的革命那样轰轰然然,风起云涌。

  儒学的真正复兴,新儒学对旧局面的根本突破,是在宋代。

  是宋代湖南思想家周敦颐,最先举起了新儒学继往开来的大旗,敞开胸襟,熔铸儒释道三家之精华,为新儒学在思想文化、哲学政治领域开疆辟土、攻城略地提供了强大的内在动力。

  湖南人!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关键时刻,又是湖南人,冲在了历史的最前列!

  自古以来,中国人就很少对宇宙万物进行屈原“天问”式的终极追索,中国人终极思考的基点总是落在社会政治与道德人伦关系上。儒学在释道二家(特别是佛教)的冲击下,在漫长的发展中已渐渐耗尽自身的资源活性,突破困境与自我超越需要开放的创新精神和变革意识。在佛道二家都已获得极大发展的重要关头,周敦颐以天才的哲人之思,通天彻地,融古铸今,究天人之际,广涉佛老之学而不失儒学之本,开启了重新反省汉代以来儒学与中国文化发展流变、整合儒释道、重建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新儒学之门,正所谓为天地立心,为往圣继绝学。

  周敦颐虽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志,然而长期困于州县之吏的地位,游离于国家核心政治之外,内圣(修己身)与外王(济天下)不可兼得,于是他便寄情山水之中,出入佛老之间,致力于安身立命之道与儒者内圣之学的研究。他的学问表面上并非经世致用之学,实质上却揭示了经世致用之道的内在底蕴和正途。他援道入儒,以儒解道,通过构筑内在心性修养的内圣之学,使儒学者达到充盈和美的精神境界,从而可以在建功立业的外王事业中获得充沛的内在动力;他从《周易》之学中汲取思想资源与思想活力,贯通了天道与性命间终极性命题的关系,提出了系统的宇宙构成体系。由此,周敦颐使儒学以开放的姿态进行自我升级,实行了儒学复兴的理论升华与哲学突破,使汉魏肇始、唐代达于兴盛的儒释道思想文化大交锋、大交集、大交融,最终汇聚到以儒学为本、佛道辅之的相对和谐共存的新境地,为新儒学(宋明理学)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  周敦颐的《太极图说》、《通书》等著作充满了《老子》式的智慧之想和哲人之思,但他绝非后来许多走火入魔的道学酸儒那样庄肃严刻、呆板枯燥、面目可憎,相反,其人其思其言其行“胸怀洒落,如光风霁月”,有一种正大而沛然、理性而诗意的气质与精神,这正是其内圣之学达到天人浑一境界的自然体现。因此,周敦颐的哲人之思是充满勃勃生机和审美情趣的。例如,他的诗:“书房兀坐万机休,日暖风和草色幽。谁道二千年远事,而今只在眼前头。”(《读易象》)“有风还自掩,无事昼常关。开阖从方便,乾坤在此间。”(《题门扉》)皆有超然物外、浩然自得之旨趣,涵泳体察,贯通天人,不着痕迹,与他后来的接班人和光大者朱熹那首著名的“问渠那得清如许,为有源头活水来”相比较,高下立判——朱子诗中洋溢着浓烈的理趣,而周子已至主客圆融无别的境界。

  今人提及周敦颐,多是因为他的《爱莲说》——这是他的精神散发出的千古不磨的悠远莲香。但我们更不该忘记,湖湘本土文化的真正建立是从宋代的湖湘学派开始的,而湖湘学派的开山祖师,是周敦颐。周敦颐留给后世的,决不仅仅是一篇《爱莲说》。他的人格精神与至情至性(他真正体现了君子修身的至高意境),他经世致用的修为功力(官声卓著,令百姓与士绅长久怀想),他思想文化上的开拓创新、兼容并蓄意识,他的带有浓厚诗意的感性气质与理性光辉……都达到了君子入圣的境界,极大地影响了后来中国思想文化乃至社会政治的发展。

  周敦颐不仅是湖南第一位本土哲人,也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伟大的思想家。

  他是一枝散发着幽香的青莲,具君子之风,中通外直,不蔓不枝,亭亭静植,香远益清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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